天主教的矛盾
Shear这个家族拥有的公司，一直担忧着会有抵制活动。天主教
（一直认为避孕，或“消毒”的性交行为，在道义上是错误的）是否会反对和抵制该公司的其他产品呢？1950年代，天主教会已经接受了排卵期避孕作为一个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法;
因为妇女只有在月经周期的中间的某些日子排卵。当时的想法是将夫妻性行为安排在女人的
“安全”期。但是，这绝不是万无一失的，尤其是对月经不规则的妇女。
Rock认为，避孕药提供了一个精巧的化学的逃难舱口。避孕药，可以阻止精子和卵子的汇合：它模仿天然激素延长安全期限，所以性交在整个月都是安全的。“教堂并不需要改变其教学历史”，他说，“避孕药已经超越了其过去避孕的定义范围”。
1962年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会 议，许多领袖和神职人员期望放宽家庭计划生育的限制，并把它作为教堂普通自由教学的一部分。当教皇约翰的继任者、教皇保罗六世两年后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大约一半的美国天主教徒实行了节育。该委员会泄漏的调查报告显示，几乎所有的神学家和多数主教赞成改变“避孕药产品是不道德”的教学内容的规定。但次年，保罗六世发表他的通谕，他站在了少数人的那面。‘反对避孕’的教学依然保留。数以百计的美国神学家发表声明说，这不是一个错误的教学，天主教徒们可能存在道德异议。然而，教会条目已经不管用了，趋势已经不可逆转。到1970 年，三分之二的天主女教徒采用了节育措施，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使用避孕药。
社会和性革命
同时，避孕药的提倡者遇到了来自不同观点者的阻力。当时，由于东、西方发动了发展中国家的代理权的战争，反共的斗士在避孕药中看到新武器：控制人口增长，就减少了战争的风险。饥荒和政治不稳定，使年轻的国家很容易受共产主义的感染。另外，避孕药有助于降低堕胎率，这在像东德这样配备了婴儿生育指标的国家，那些计划生育被Alan
Guttmacher称为“今天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病。”
除了它的其它好处，避孕药被数百万妇女接受的一个原因是：它第一次提供了一个有效、方便、无干扰的避孕方法。使用它的妇女人数从1961年的大约40万升至一年后的 120，然后在1965年变成360万。
也有人更关注避孕药带来的负面影响。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的1966年封面故事问道：
“它的使用会导致育龄妇女的性混乱吗？” 不少报道指出，避孕药已经在高中开始出现了。 “一‘换妻’丑闻成为加州新闻头条”。杂志报道说， “长岛郊区的家庭主妇充当妓女赚钱，一些人竟然是在丈夫默许下——这确实令人震惊。”
这发生在庞大和复杂的社会变化的环境下，其原因不少，且根源颇深。 1920年，在<<This Side of Paradise>>书中, F. Scott Fitzgerald，告诫妈妈们：“他们的女儿已经习惯了被随便地亲吻”，而且研究表明，“婚前性行为，即使在当时，也是相当的普遍”。海明威提供的宣言：“如果事后觉得不错，那是道德的；如果事后觉得不爽，那么，是不道德的。” 1964年，《时代周刊》宣布了“第二次性革命”，其建立的信息是， “sex save you and libido make you free（不知道怎么译）”。开放是新的时尚，追求快感超越了追求幸福。就像洛杉矶的循道卫理主教Gerald Kennedy所说， “出现了许多的滥交，人们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。虽然现在他们做了，但他们也知道，这是错的。”
虽然开放和避孕药同时到来，但并不意味着开放是避孕药造成的。避孕药发明之前，Kinsay在1953年的报告称，有一半的妇女在婚前有过性行为，四分之一的人承认在40岁后有过婚外性行为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20世纪60年代避孕研究的重点是已婚妇女。这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避孕药使用者绝大多数是已婚女性。在有些州，避孕处方给单身妇女是非法的，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大学诊所会提供避孕药方。一些精英学校会给女生处方，如果她们能提供即将结婚日期的证明的话。尽管当时的计划生育协会要求必须结婚才能获得避孕药。
然而，也有大多数女孩并不急于得到它。许多女孩并不喜欢预谋（如何得到避孕药），“好女孩”的名声可能会因为片刻的欢愉而丢失，（所以）她们并不需要采取任何避孕措施。至于那些臭名昭著的“快女”，医生和社会学家一致认为，“有药她们会滥交，没有药也会”，1967年《时代周刊》总结道。在一次加州的私人度假讲座上，心理医生问大约30位妈妈，她们是否会允许十几岁的女儿服用避孕药。少数说没有，大多数人不置可否，一个人承认已经把避孕药掺入她女儿的早餐牛奶里。
在随后几年中，评论家声称，避孕药改变了妇女的一切。但是，真正的社会变革则需要手段和机遇的协调一致。 “如果没有机遇在那里，这只会是一种纯粹避孕药而已，而不会是 革命性的药丸”。《美国和避孕药：承诺、危险和自由的历史》的作者Tyler May说：“如果没有一个机遇——即妇女的积极参与，避孕药潜在的革命性就不可能激发。”
转变角色，改变生活
如果避孕药对私人行为的早期影响难以衡量，但其在公共生活中闪光的作用很快就变得清晰。Dr.
Lee Buxton，耶鲁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，和Estelle Griswold，康涅狄格计划生育联盟的头头，合伙开了一家诊所，提供妇女避孕信息。但他们被立即逮捕——生育控制仍然是违反该州法律，案件引起全国的注意，官司打到最高法院。 1965年，Griswold Connecticut的法官们以7比2裁定，人权条例隐含隐私权，并推翻了已婚夫妇才能使用避孕药具的禁令。
当时，避孕药已是美国最流行的节育产品，650万 美国女性在使用它。许多人抱怨避孕药的副作用：头晕、体重增加、恶心，甚至血块——但如果降低服用剂量，部分症状会得到缓解。但是，还有其他担忧：在避孕药推出的前几年，黑人领导指责该药
“旨在对黑人种族灭绝”，他们敦促黑人妇女不要服用，理由是（黑人的）高出生率是改变美国权力平衡的需要。
然而，许多黑人妇女，本着和其他妇女同样的原因，想方设法搞来药品：当一个女人能够控制生育，那么她也能控制其它许多东西。Steinem 在1962年说：“节育革命带来的真正危险是：妇女的角色在加速转变，而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却毫无改变。”
到了70年代，避孕药的真正影响可以开始估量，它不在妇女的性行为上，而在于她们如何设想未来的生活、她们的选择和所承担的义务了。 1970年，中等年龄结婚的大学毕业生约23岁； 到 1975年，作为单身女性之间避孕药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，这个年龄已上升了2.5年。多子女家庭的时尚进入girdle（？不会译）之路。 1963年，80% 非天主教的女大学生说，他们希望三个或更多的孩子，到1973年时这个比率下跌至29％。更多的妇女能想象一个生活，既有家庭又有工作，这改变了她们的生育计划。一个印第安纳的教师，23岁，在1967年告诉《时代周刊》，“ 结婚时我还在上大学，I wanted to be
certain that I finished。现在我们想买一栋房子，如果我工作的话（实现买房子）将会快得多。服用避孕药我可以继续赚钱，而不必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而毁掉一切。”
同时，雇主们也没有了不雇女性的主要借口。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投简历，越来越多的公司也热衷于聘用。1966年之前，失业率约为3.8％。联邦人力资源专家Howard Stambler说，“所有男人都被招聘光了”。而这一年工作的妇女人数上升了近10％。第一次她们中有人被聘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办事员。 “避孕药产生之前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做”，一个开始大量聘用女性的中西部出版商承认说。女职工的收入还算可以，略高于联邦最低工资。
为促进这一转变，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不断推广避孕药的使用。Title IX，1972年颁布，结束了教育歧视，把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大门向女性敞开。“避孕药发挥了作用”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Goldin说。他说服学院和研究生院不要因女生可能会怀孕而拒绝她们的申请。
1970年后，各州降低了法定年龄，年轻人获得更多的权利，大学和研究院的学生，更容易地获得避孕产品。从1970年到1980年，Goldin指出，法律专业一年级的女学生由10％升至36％，商学院学生从4％升至28％。
“许多对此担忧的人坚持认为这与避孕药无关，它是妇女运动所成就的”。但她的研究表明，避孕药的法定可接触程度与该州女性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。
回顾过去，妇女谈论着生活的转变。 Eliza和她的男友只有过几次性行为，她便在1978年怀了孕。
“学校是否提供过节育咨询，我不记得了”，她告诉《时代周刊》。 “性生活这种事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父母。我出生在天主教家庭，我认为我会下地狱的”。她确实买了本书叫《Our Bodies,
Ourselves》（这本书成就了Barbara Seaman的女性健康运动）。她把安全期避孕法的章节读了一遍又一遍， “我一边读一边会禁不住算算，是这个月的第几天了？” 当她的父母发现她怀孕了，他们崩溃了。 “我的母亲来找我，说：‘你的父亲号啕大哭’，这太可怕了。‘你知道你的家里有多难堪么？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下这个孩子”。她做了流产，然后开始服用避孕药。 “我要亲自去药房拿药，我讨厌这样。这说明我在做爱，这意味着排在我后面（等取药）的那些人都知道了”。 Margaret 回顾了大学聚会，什么是一个女孩应该做的，如果她决定要睡她的男朋友的话。她的男朋友不愿意使用安全套， “我可不想什么也不做，因为我很怕怀孕”, 她说，“尽管他试图说服我”。于是，她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个叫隔膜的东西，她对那个东西很讨厌。 “我就想，好吧，要忍受。避孕是不方便的。”
当她最终知道了避孕药后，这简直不亚于一个（神的）启示。 “自打我选了第二个方法——避孕药后，所有的混乱和担忧、每个月屏住呼吸看月经是否来临等等这一切的隐忧从我的肩膀消除。我真希望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它，再也不用去管那些毁了你生活的忧虑。“
慢慢地但毫无疑问地，避孕药的提供改变了女人们自己的选择。很多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地位的根本转变，这，不是个别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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